办案手记 | 那些“无证”的厂房，真的是违法建筑吗？

实习中接手的一起国家赔偿案，让我反复琢磨一个问题：那些因历史原因、政策导向、政府默许建成的“无证厂房”，能以“违建”为由拒绝足额赔偿吗？最高法在梁承志案中的答案是明确的——“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”。信赖利益保护原则、行政机关的事前甄别义务、违法强拆的举证责任倒置，这些不是教科书上的空话，而是决定当事人能否获得公平赔偿的法律底线。这篇文章，是我作为实习律师的一点专业反思。

进入律所之后，我跟着指导老师接手了不少国家赔偿案件。当事人是河北某县某村的几位村民。二十年前，他们响应村镇“发展村集体经济”的号召，与村委会签了长达四五十年的土地租赁合同，在原本的坑地、荒地上填土建房，办起了纸箱厂、加工厂。

十几年间，没有任何行政机关告知他们需要办理规划或产权手续，也没有人阻拦过他们的建设。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和一家开发公司甚至共同签署了承诺书，明确表示：若将来发生拆迁，会“参照厂房的市场拆迁价给予补偿”。

然而，2021年，镇政府突然下发《限拆通知书》，随后联合有关部门将这些厂房强制拆除。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确认：镇政府的强拆行为程序违法。但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。在随后提起的国家赔偿诉讼中，一审法院认为，涉案建筑属于“违法建筑”，不具有合法财产属性，因此仅支持了极低的赔偿金额——上千万的损失，最终只认定了1万元左右。

看到判决的那一刻，一个法律问题始终萦绕在我脑海里：那些因为历史原因、政策导向、政府默许而建成的“无证房屋”，能不能简单地被贴上“违法建筑”的标签，然后以“违建不赔”为由打发掉？这个问题，远比我想象的复杂。

我首先注意到，当事人的厂房并不是“偷摸”建起来的。土地租赁合同上，甲方法人是村委会，合同经过了“村委会、村民代表研究决定，并经镇政府同意”。建设过程中，镇政府、村委会不仅没有制止，反而在承诺书中直言：“厂房户是在村镇倡导发展本村经济，把废弃和荒地租给本村盖厂房，搞规模化加工小厂，帮助村民致富，为本村经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”换句话说，这些厂房是在基层政府倡导和支持下建成的。当事人投入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资金，填平坑地、购置设备、雇佣工人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如果今天突然以“未取得规划许可”为由认定为违法建筑，那么当年的“倡导”和“支持”又算什么？这种前后不一的行政行为，在法律上有一个专门的概念，叫作违反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”。简单说就是：公民基于对政府行为的信赖而作出的投入，法律应当给予保护；政府不能先鼓励、后打击，让老百姓为自己的“轻信”买单。

我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作出的一个再审裁定——梁承志诉广西贵港市港北区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案。该案的事实与本案极为相似：当事人因历史原因未办理产权手续，房屋被以“违建”名义强拆。最高法在裁定中明确写道：“对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没有建设审批手续和产权证照的房屋，行政机关应当在征收之前依法予以甄别，作出处理，不能简单将无证房屋一律认定为违法建筑，不予征收补偿；违法拆除因历史形成的无证房屋造成损失的，也不能简单以无证房屋即为违法建筑为由，不予行政赔偿。”

这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。最高法的逻辑是清晰的：历史遗留建筑与违法建筑之间，不能划等号。行政机关负有“事前甄别”的法定义务，未经合法程序认定，不能事后随意定性。而且，行政赔偿的数额“不得少于被征收人通过合法征收补偿程序获得的行政补偿项目、数额”。这意味着，违法强拆不能比合法征收更“划算”——否则就是变相鼓励行政机关以“拆违”代替“征收”，规避补偿义务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一句话：“法律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有温度的工具。”但在历史遗留问题上，温度不是滥情，而是对制度逻辑的尊重。机械适用“无证即违法”的裁判思路，看似严格依法，实则忽略了政策背景、政府行为、当事人信赖等复杂因素。最高法在梁承志案中的裁判要旨，恰恰体现了这种审慎：对于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房屋，要“尊重历史、照顾现实”，行政机关不能“先上车后买票”，法院更不能在诉讼中代替行政机关去“认定违建”。

那个判例中还有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：“行政赔偿兼具赔偿合法权益与惩戒违法行为双重功能。赔偿标准的模糊性，纵容了行政机关‘先上车后买票’的违法行为。”的确，如果强拆一个经营了十几年的厂房，最终只需要赔偿一两万元，那法律的威慑力何在？法律不保护出尔反尔的权力。每一份判决，都是法治的信誉。

作为实习律师，我深知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实务经验都还很浅薄。但这个案件让我真切地感受到：法律工作者要做的不只是背诵法条、套用模板，而是要理解每一条法律背后的原则和精神，要在具体案件中追问什么是公平正义。

或许，这就是办案的意义。它让你在具体而微的纠纷中，触摸到法律的脉搏，感受到正义的重量。而我，正在慢慢学习如何扛起这份重量。